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回归

202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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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回归







国共产党时值今年已有八十五周年,在中国大陆执政也有五十余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增长,经济实力和潜力以及国际地位与五十
年前的中国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政党当前却丢失了自己的真实信仰。我们不得不说的是,自邓公以下中共一切理论和政策无不是权宜,因为我们缺
乏真实的信仰,我们不知未来的路该怎幺走,孔家店虽然说是被中国共产党打倒了,但改革又没有一整套完善理论来依循,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曰博采众长,或
是拿来主义。
  
一、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困境中国大陆实行的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如果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灵魂,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了普遍通用的信仰。共产党建
党之初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经过遵义会议之后,经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思想。而共产党在大陆建国
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无不是循于斯,而该时马克思主义显然已非彼马克思主义。然而自邓公掌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虽有两个基本点,但后来的现实显然是猫
论代替了主义。显而易见的是邓小平理论到后来的三个代表以及现在的和谐社会明显带有权宜性,不成体系,完全可以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倒逼出来的“理论”。中
国共产党信仰缺矢,此为困境其一。
  
中国连续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成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因为政治改革的停滞不前,或者说政治改革目标的摇摆,我们依然很难说他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只能说是
他是有经济改革成果的。如果非要说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有什幺成功之处的话,那就是国人相较之改革开放之前,国人有着做更多事情的自由,民营经济有了一定的
起色,仅此而已!
  
而在很多经济改革的层面上说,很多经济改革都是失败的。例如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法律和制度的规范,中央和地方及政府滥用产权理论,逃
避国有资产经营失败的管理责任,甚至不惜联合部分学者和国有企业管理层合谋,通过管理层收购及外资并购等方式贱卖国有资产,从中牟利以及粉饰政绩都屡见不
鲜;更为让人不齿的是,某些经济学者居然搞出了什幺靓女先嫁论和冰棍理论。任何违背市场经济有计划的出卖国有资产,尤其是贱卖获得市场认可的国有企业的优
质资产都是和市场经济运行原则相违背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计划经济的余孽。而对于那些国企改制后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是利用其垄断地位,有的
以国际惯例为名,大肆盘剥国人,如电力、银行、通讯、能源等等。这不能不说是国有企业改革之败笔。
  
而医疗改革的成果就是医疗费越来越高,医德医风整体下滑,穷人生病只能跟病魔进行顽强的“抗争”外,好像也别无它图。教育改革更是糟,学校忙扩招,教学质
量年年降,学费却年年长,着实让人无法理解。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制止,教育部居然带头扩大这一不公之现状,搞什幺高等教育招考的分省考试
录取,还要严打高考移民,似乎高考移民都是人民的错,从不想想高考移民的真实动因,从一部门一地方出发,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改革”措施,这也许也是我们改
革成果的另一体现吧。改革的现实与期望的大幅偏离,此为中国共产党的困境其二。
  
中国共产党的困境之三就是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当前上层建筑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也不是什幺新话题,但关键是政治改革进程还在停滞,方向不确定。中国历史
上,各朝各代都有变法,但鲜有成功,其症结都基本一致,我们怎幺可以期待既得利益集团可以自己“革”自己的命呢?而不幸的是,好像中国共产党当前也没能逃
脱这种宿命。但共产党现在的政治改革停滞很难就就认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会失败,因为当前社会的利益构成也在不停的分化,民营经济也在逐步壮大,国人的
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都逐步提高,而这些因素都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未来政治改革的外在压力和推动力。
  
中国共产党所面临这些困境平心而论有其必然,那种认为如果某党上台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是不切合实际的,如同认为民国时期如果没用共产党,国民党就不会垮
台一样不切合实际。毕竟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政治,要打倒孔家店又谈何容易;而西方那套又学的不到位,仅用西方的形式裹着我们的传统那还是我们的传统。因
此革命尚未成功,不仅是孙中山那代人的自勉,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自勉。
   二、中国的传统政治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自然也行成了一套自己的传统,亦或是信仰,西方人把它称之为儒教,但我认为这是西方人对我国传统的一知半解,甚至是误
解。中国儒家学说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政治学说或是政治哲学,虽然他对社会有着自身的理想,但他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传统政治的君王或是天子可以说是整个传统核心。中国传统政治理论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晋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天之爱民甚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以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见无论君王还是臣子,必先是有其职而后有其
权。而什幺样的才能有天子这样的职呢?中国的传统政治主选贤与任能。那幺怎样才能有其权呢?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如果君不
胜其职,则“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天子和君在政治上也各有他应有的职分和责任。天子和君不尽职,不胜任,臣可以将其易位,甚至全国人民也
可以把他诛了。(钱穆《国史新论》)
  
但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即贤又能的天子呢?这很现实,但我们的传统政治理论没有。但从中国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天子的产生莫过于三条途径:禅让、世袭、武装革
命。但自传说的尧舜禹以下,禅让都与儒家伦理相去甚远,后世的禅让无一例外都是权臣作祟,是先有权而后有的君职,也就是用权来取得名分,而不是先有的名分
再获得君权。这是违背中国传统政治论理的,即便有能但很难称其贤。世袭则更难保证获得君职的人有着与其职位相称的贤能。而通过武装革命坐上天子位的通常都
可称为贤明之主,然而这样的代价往往是国人不能承受之重。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在中国传统政治里天子职是终身和世袭的,我们也无法保证这样的贤明之主始终如
一的贤明,且如果他在一段时间里不贤明了,实际上还真的没什幺好办法解决。而这些新的天子在登大典之后,又无一例外的为巩固自己的权势,使他的皇位可以一
世二世乃至万万世殚精竭虑,知其徒劳而不知止。于是禅让、世袭、武装革命则循环往替。是的,现实在总是残酷的!
  
为了填实理想与现实的沟壑,礼的出现就显得是那幺的完美。礼是儒家又一经典论述,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室不惜动用重典捍卫礼的尊严。中国传统政
治里的礼与法在维护皇权和社会金字塔试威权等级结构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朝廷为了笼络更多精英加入政府,通过选举、举荐、科举等方式笼络天下
之英才为我所用。这一点也是中国皇室与西方王室之一大不同,而正是中国皇室对社会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也是中国皇权得以持续2000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这2000余年,皇权没变,天子高高在上,臣子三呼万岁照旧,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时止。中国人都自称是爱国的,爱国没什幺不好。在自秦以来到辛亥革命
成功时止,忠君爱国是不可分割的,只爱国而不忠君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岳飞必死、维新派还是要捕杀的……!当然,到了现今之社会,没有天子了,爱国还是要照
旧的。因此毫无疑问爱国是我们的传统,只不过这没什幺不好。
  
中国王朝的兴衰与天子的雄才大略密不可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王朝必然兴盛,而仅有雄才大略的臣子却无雄才大略的皇帝,只能延续王朝存在而已。万方有
罪,罪在朕躬。不知中国的过往,我们又怎能理解我们的祖先对贤主的期待呢?毕竟,能有一个贤明的领导人总比没有是要好很多的!
   三、西方之民主自由平等与法治
  
西方的近现代政治与中国传统的政治迥异,它必须立足于人的权利。也可以说人的权利是西方政治的核心,也就是天赋人权。这与“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
及“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人的权利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
的,而政府的权利则以人的机构为基础。政治社会是个比较人为的安排,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秩序和维持共同安全这一特殊目的而达成的协议。洛克认为,政治社会是
建立在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上的,如果一方违反条款,契约也就终止。或者,按照卢梭的观点,政治社会主要是人民相互之间的契约,依靠这种安排,可以从许多
相冲突的个人意愿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或普遍的意愿。政府可作为这种意愿的机关予以建立,但它从人民获得权力,当然必须服从人民。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
代表。从洛克到卢梭都一致把政治社会看成是一种限制,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自愿服从限制。政治机构是屈从和不平等的起源。在政治机构的前面和后面,是自由和
平等的个人的集合。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西方的政治理论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的,同时单个人为了保障其各自的自由和平等才用到社会契约这种政治制度安排,政府可作为这种意愿的机关予以建立,但它从人民获得权力,当然必须服从人民,则当然民主。
  
然而,现实对于这样理想同样也是残酷的。因为即便所有的人加入了这个契约,他们的自由平等也未必就有了保障。以个人自由为名而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时刻存在,
因为每个人的财力、智力、社会地位等等社会和自然禀赋都是有差异的,各种类型的组织对个人也是有优势的,多数人对少数人也是有优势的,在这种不平等的状况
时刻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又怎能保证他们之间的契约是在一个公正平等的平台上或地位上签立的呢?如果签立的时候就是不平等的,我们怎能期待我们单个人是自由
的,又是平等的。这个问题是不会被解决的,这是现实,同样是残酷的现实。
  
虽然毫无例外,无论东西方的政治传统有多大的差异,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差异,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将其填实。法的重要性再次要被提及,但在西方法的作用远比东方
的传统要广泛,西方的这种法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西方的这种林林总总的法构成了整个西方政治理想的依托,若在西方社会没有法就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坍塌,
只有一个一个毫无关联的个人,而不论是传统的抑或是现代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若按照西方政治的理想,我们东方思想家老子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最
符合。因为法治的加入,其本身也就是在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一种否定,要不然我们为什幺还要政府,还要军队,还要警察…...我们需要政府的存在难道不
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平等都有时刻被侵犯的可能吗?而对于西方的这种理论最具威胁性的是,即便有了政府和法治,个人并不会就会因此有了保障,如果选举是真的很
有效,我们难道就能容忍多数人对少数人施加暴政呢?
  
就其西方政治理论的实践,西方社会的最大成果是建成一个高效的法治体系。而至于选举,从两个人中选一和通过某种方式确定其一,甚至是世袭是没有本质区别
的。但我非常理解西方人对选举的看重,因为那也是一种公民权利。那张选票是极具幻觉作用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选择是对还是错,你也不知道你选的就是将来的
总统。社会公民仅仅是将一张大小适中纸丢进了箱子里,这与将一团纸丢进垃圾桶没什幺区别。实际是每个公民无论你选择谁做总统或是你认为谁可以做总统,西方
的每个公民还是必须要屈服政府,依然要接受统治,他们不是政府的主人,政府不必然要服从人民,政府实际上是服从了大的利益集团。那种认为政府是从人民获得
权力,当然必须服从人民,同样是乌托邦!
   四、中国共产党的信仰该怎样回归
  
如果说人人可以摆脱剥削和压迫,人人可以按需生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乌托邦,那幺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为什幺不可以是乌托邦,而“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不也是一种乌托邦。如果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观,那幺在几千年前的帝制是不是在中国乃
至世界也是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呢?因此,我想说的是,任何一种政治理论将其区分是乌托邦还是普世价值观仅具有时段性意义。我们只能说他们的存在都是非常有意
义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的组成、政府的构成、政权的建立都要依赖于斯。
  
正式由于政治理想的这种存在意义,才是中国共产党需要重建政治信仰的根本原因。事实证明,我们这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政策法规无不是有模仿西方的影
子,而且基本上是形式重于实质,同时也为我们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改革为己谋私提供了便利。似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了部门根据切身之利益而有选择的
对本部门有益的政策法规以及照搬和篡改国外政策的挡箭牌,原则只有一个“改革的动作要有,部门利益要留”。这是实际也是必然,谁会干出“自己革了自己的
命”这种天理不容的事情呢?
  
政治理想或信仰的缺矢,再加之制度安排上的拼凑,我国人为摸着石头过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的时下的状况更是危险,一些部门和垄断企业打着改革的旗号,
以国际惯例和国际接轨为名,肆无忌惮向民众收取各种费用及提高产品价格,最为典型的就是教育医疗住房的改革和国有电力、通信、银行、能源等垄断企业的产品
提价和收费措施。这样的改革已经严重侵蚀了人民群众之切身利益,这才是危险的根源。且现在看来,我们似乎还是没有什幺更好的办法。
  
政治信仰不是现实,但对于信仰本身却必须真实。如果早期的共产党员没有对共产主义的真实信仰,他们能甘愿为其牺牲自我吗?而当前中国共产党遭遇种种困境之
根本正是真实信仰的缺矢。就事实而言,前苏联的垮台与共产主义没有什幺实质的必然联系,但却与前苏联统治阶层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丧失有着莫大的关联,毕竟苏
联走向对内高压、对外全球争霸之路不是共产主义造的孽,而美国当前在全球寻求霸权更是对国际自由主义的背叛。无论如何,对共产主义的真实信仰为前苏联的强
盛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和巨大的精神动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现实总是残酷的,而信仰和现实的沟壑又总是那幺深。那幺看似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信仰又有何不妥,即便这沟壑甚于天堑。关键的问题是我该如何笃信我
们的信仰,立足现实,为实现这一理想建设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架构,因为现实和理想的沟壑总是要被填实的,天堑总有变坦途的一天。
  
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无剥削无压迫的经济和精神的双重自由社会。而原社会主义阵营无一例外走向集权,但这并不能说明共产主义就必然导致集权,产生这一史
实的更本原因是当时的共产党无视现实的残酷。一方面,制度建设理想化,以理想代替现实,如此必然会招致社会力量的抗争;而另一方面,因没有立足现实的政策
和制度安排,共产党在这样的抗争面前只有采取高压政策而别无它途。这才是在原社会主义政权走向集权的真实原因。因此,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集权也不
是社会主义!
  
我们要达成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必须要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那就是国人的经济自由和精神自由,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和精神自由,我们必然会
在物质上遭受剥削和在思想上遭受压迫。因此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是按需生产,但本质上是反计划经济的,因为执行计划就意味着在物质生产上受压迫,这显然违背经
济自由。因此,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共产主义里经济自由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现实的需要,对于那些关乎全体国人利益,要有政府牵头组织给国人提供公共产品
的大型国家垄断企业必须要纳入国家进行统筹管理,因为这关乎全体国人的生活更本,也是国人经济生活的底层物质必需,如果有集团或部分人利用其为己牟利必将
使国人受损,而这也必将有害于国人的经济自由。而作为马克思那个时期的无产者首先因为无产而遭受经济上的剥削,再因经济地位的卑下继而遭受精神上的压迫,
所以在马克思的认知里,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现实告诉我们,采用强制取缔私有制的做法也是一种压迫。我们必须要正视,民众要摆脱经济上的剥削是要有
一个现实过程的,而这一过程的目标就是实现必需品的充分供给。
  
正是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解放和提升个人及集体民众的经济自由的重要作用,才是我们支持其蓬勃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达成国人完全经济自由的愿景,必须要有
这一过程,毕竟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政府通过服务支持国人这种自身的物质解放过程以达成共产主义经济自由的前景却是非常广阔的。如果国人在物质上都无法
解放,我们怎能期望我们在思想上完全解放,因此我们正式要依靠国人自我解放这一过程,进而达到国人的完全自由。
  
而那些试图利用国家垄断资源来压迫国人都将是违背共产主义经济自由这一目标理想,这样的行为必须要被制止,这完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复
辟。如中国的银行、电力、能源、教育、医疗、通讯、传媒等为国人提供公共产品国有资源不断巧立名目提高收费标准等等行为,这是对国人在物质上压迫,完全违
背社会主义的初衷,这些行业正在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在强挖共产主义墙角。当前这些行业在物质上盘剥国人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作为共产主义的另一理想,我们的精神如何才能自由,我们有怎能保证我们的精神是自由?我们怎能保证那些管理国家的集团是不是为人民提供服务而不是压迫着?
而对于压迫我们的集团我们又能依赖什幺途径解决?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同样是很残酷的问题。国人共同分担国家管理者的一切资源的来源,是国家的主人,而执
政党无非是我们的服务者,所以国人对执政党的监督理所当然,近人情合天理。即监督权必须属于人民,无论哪一种的形式。那种自己监督自己是违背天理人情的,
我们更不能相信“自己要来革自己的命”那种谎话,毕竟那样做是天理不容的。因此,无论什幺党,将监督权操之于己的任何借口都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能被容忍
的,有多少人在一边唱着《春天的故事》而一边却又在这春天的歌声里倒下了,我们还要怎样相信执政党是在为人民服务呢?因此,行政司法立法的监督、舆论的监
督以及罢免各级政府部门主管或国家领导人的权利必须回归人民,任何将其归于执政党管控的做法和国人对于执政党任何不合理的期待都是不理性的,也无助于解放
国人思想,更无助于实现共产主义精神自由的。总而言之,无论是一党专制还是多党制,其监督权必须归国人;无论军队归谁领导,但其必须要为人民国家服务;无
论通过什幺方式产生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人民必须有将其不合格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淘汰的权力和机制,任何限制国人经济自由和精神自由的
做法都是不被允许的。
  
一个缺乏真正信仰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而国家置于这样的执政党管理之下,也是没有前进方向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必须要回归,一切政制安排也必须要回
归,而回归的核心只能且是人民的经济自由和精神自由。共产主义只有依靠坚定不移的信仰和立足于现实的政制安排才可以达成所愿。
   魏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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