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随妻子隐居日本乡下17年,做出了全国最抢手的玻璃

20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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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人,随妻子隐居日本乡下17年,做出了全国最抢手的玻璃

美国人Peter Ivy 17年前来到日本,

隐居在与世隔绝的富山县乡下,

经营着一间只有八个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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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国工业风的硬朗,

在众多玻璃职人当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为了最抢手的日本职人之一,

一笔订单甚至要等两年!

他自己盖房子、造熔炉,

工作室里没有一盏灯,

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难赚钱,

头两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济。

“玻璃是最透明虚无的材质,

大多数时候,你甚至无法察觉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潜力无限的,

你无法想像它能变成什幺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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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製组在富山见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邻着寺庙,

旁边一座山拔地而起。

这里安静得听不到什幺多余的声音,

除了蝉鸣鸟叫、一条小溪的潺潺流水声,

剩下的就是火钳与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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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彼得·艾维(Peter Ivy),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现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从小到大就是个普通的孩子,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本没想过要去继续上大学的,于是开始在一家汽车商店工作,还做过木匠,前前后后尝试了很多需要自己动手的工作。

我意识自己非常喜欢这种工作内容——我喜欢动手;我喜欢和别人一起工作;还讨厌一成不变的内容,喜欢不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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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决定回到校园,那时应该是1989年,我辞掉了工作,拿着曾祖父给我留的一千美元,用这笔钱作为旁听生在RISD(罗德岛设计学院)选了一门课。

我一时兴起选择了玻璃,就想试试而已。然后,我立马就被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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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本身作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虚无的。除非这片窗户很髒,要不然大多数时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仅是建筑中的隐秘伴侣,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角色。

当我在学校的时候,我更专注于用玻璃进行艺术创作。但当我来到日本,有一种东西是我在美国作为一个玻璃製造者的时候没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是在我成为了“家庭煮夫”的时候,当时我和前妻结婚后,为了她更好的工作机会,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没工作,在家煮饭、带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来装意大利面啊燕麦片、麵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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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我开始使用它们之后,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艺术作品为何做不到这一点。玻璃作为艺术品,它们佔据了一种不同的心理空间。

但玻璃作为器皿,是你每天触摸的东西,这是一种互动的审美体验。虽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脚杯或是五颜六色的器皿,但通常当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时,总会拿起某个最简单的杯子。

所以这时我便真正转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进行生活用品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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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浪漫的点子

我众多作品中辨识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实际的一件作品。但无论任何人、什幺年纪、来自何地,都会对它产生惊讶。

当时我一时兴起,想去寻找其他像玻璃一样有着能激发我兴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鸣的便是肥皂泡。

因为同样是可以吹製,而且视觉上二者是类似的,玻璃就像一种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几乎也一样,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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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来做一个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长试过能保存几週吧。虽然它的外观没有什幺独特之处,但让它静静地安置在那里,并得到呵护就是一种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个浪漫的点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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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数是和金属丝结合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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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咖啡壶,米罐,大胶囊灯。

我很喜欢玻璃与其他材料结合的感觉,有种刚柔并济的美感,至少在日本还没人做过这类玻璃作品,所以它们是我辨识度最高、最受欢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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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玻璃颜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带着点蓝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觉,这是我更喜欢的一种内敛的颜色。

为了环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炽灯管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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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动实验室”,因为吹玻璃的过程就像跳舞一样,一切都是流动的,时机和节奏感最重要。

现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个人,一般做玻璃需要两人配合,搭档之间不需要说太多话,习惯了,顺手了,频率自然就对了。如果等太长时间,玻璃就会破。你的搭档也必须明白这个道理,统一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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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们学徒我有点难为情,因为我自身也没有师父,他们不仅仅是学徒,他们是我的团队。

我在教玻璃吹製的时候,不会逼迫他们用我的方式去理解,与其说是严厉,我更应该是不插手,任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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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居高临下地在做老师,我会走到他们身边看看他​​们做了什幺,或者从远处默默观察。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们,我会在脑子里记下来,也会记下他们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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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人的日本生活

我来日本已经17年了。我记得第一次来日本是应邀参加一个艺术展,当时并没有想过要在这个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来。

在展览之后,我做了另一个项目,也在那时候认识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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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搬来了日本,最初在爱知县的教育大学当​​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难的!我来的时候一句日语也不会说,在学校开会我就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听日语,我听不懂,但是我想熟悉这个声音。

作为一个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我本就有许多的不适应。比如刚搬来富山的时候,周围老年人又比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异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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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非常喜欢日本这种乡村的生活。富山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城市,风景很好,这里常年多云,天气并不是那幺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贵,天气晴朗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里真的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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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很多二战后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无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这种房子放着很费钱,房东需要养护,而且因为回收条例很严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笔钱。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栋老房,就花了一万美金(约六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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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它还是半完成品,我一直在不停地对它进行再改造。室内设计都是我自己来,大概画了40多个不同的楼层平面图。

房子里没有一盏灯,因为如果有日光灯,反射在玻璃上会对製作过程有影响。所以我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不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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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和前妻已经分居了,但她就住在这条街的另一头。孩子们大部分时间和她住在一起,但我每个工作日早上会去给他们做早餐,一个星期也有三个晚上去负责做晚餐。

基本上做饭这活儿我包揽了一大半,这是一个平衡。世事不易,但是现在我们找了适合彼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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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琴里和女儿Momo

下午放学后孩子们会来我这里,我们要幺一块读读书,要幺陪他们做做手工。

现在我和女友琴里住在一块儿,她和孩子们的关係非常好。孩子们很喜欢她,经常想去做点什幺事的时候他们都问,琴里也来吗?他们也想和她一块消磨时光。

我们90%的工作都是由琴里负责的,她把一切都照顾得井井有条,并且我非常感谢琴里能理解这个情况,理解我和真希子之间维持的这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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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处模式我相信是非同寻常的,特别是在传统的日本,可能会有些人不能接受。但我们正在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找到平衡,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我希望他们能感受到足够的父母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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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事业、生活和孩子是最难的,做玻璃也的确很难赚钱。因为熔炉一旦点着,一天24小时都得开着,一直在烧钱但却用不上。

最无能为力的是,人们下了订单,而我的速度不够快,我跟不上,有时候不得不让客人等上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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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工厂的生产方式跳出来自己开工坊,就是因为于我而言,做东西从来不是说我一定要去表达什幺想法,我更乐于去挖掘材料本身的闪光点和特性,努力地让它物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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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与杯子的互动并不是在你买下杯子的一瞬间就停止了,而是每当你拿起杯子喝完最后一口水或一口茶时,都会不自觉地去观察杯壁内部、去欣赏。

不停地循环这一系列的动作,让美好的器皿在你的生活里闪光。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玻璃匠人最想达成的事,玻璃是我将耗尽一生去挑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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